1963年，全国文物普查如火如荼地进行着，广西考古专家在深入乡村田野的走访调查中得知，昭平县北陀镇的农民，时不时就会在地里挖到碎陶片和铜钱，经过初步鉴定，这些铜钱是东汉时期通用的五铢钱。由此，揭开了一处两千多年前的东汉墓葬群的神秘面纱。
在此后近二十年的发掘研究中，一件由人俑手持灯盘的汉代铜人吊灯，成为了考古学者们揭开一系列隐藏多年的谜团的珍贵文物。
现今91岁高龄的李兆宗老人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，40多年前参与北陀汉墓群正式发掘的情形。1976年下半年，他与广西考古工作队一起前往北陀，当时带队的是考古专家黄启善、方一中，在昭平县文化馆工作的李兆宗作为两位专家的学员，从旁协助了对北陀汉墓群的考古挖掘。
自发现北陀存在汉墓群以来，已经过去了十多年，考古队里的每个人都对这次考古充满了期待，但很快他们就发现，北陀汉墓不少都曾遭盗掘，墓室中的陪葬品所剩无几，不止金银器，就连陶器和铜钱也都消失得一干二净，令人痛心。
当22座汉墓的发掘工作全部清点完成后，从盗扰中幸存的风清二号墓中还是出土了不少文物，其中的一件铜灯引起了黄启善的注意。
这盏铜灯精致异常，灯盘口径9.5厘米，高2.8厘米
灯盘内有一个乳钉，便于缠绕灯芯或插蜡
灯盘底部有蹄足
铜人手捧灯盘
双膝跪地，脚尖着地，脚掌外翻
与灯盘蹄足形成三足鼎立之势，维持灯身稳定
铜人高13.5厘米，上身赤裸，下身穿短袍
头戴莲花形小帽，刻有云雷纹
有一带钩铜链，铜链长16.5厘米，从额头穿出，头后有一处钮眼，可以插入链钩。
从构造上看，这件灯具可谓是一物三用：高挂起来是一盏明亮的吊灯，将链条钩入后方就变成了提灯，还可以利用三足之势，化身台灯。做工精巧的这盏铜人吊灯，将汉代人对于铜器工艺的高超技艺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出土铜人吊灯的风清二号墓，是一座没有墓道的土坑木椁墓，这种形制的墓葬，在修建时要先挖坑，然后修建木椁，再用吊机和人力将棺材吊入坑中预定的位置，放入陪葬品，最后盖上椁盖、封土，省去了墓道，便可以缩小墓室的体积，节约建造成本。
黄启善和李兆宗将这次考古行动和研究整理成报告，发表在1989年的《考古学报》上，很快就将国内考古学者的视野聚集在昭平和北陀。
不止铜人吊灯，这次考古带来的诸多发现，让北陀汉墓群考古不断刷新着“广西首次”的纪录。
而随着对铜人吊灯纹饰的深入研究，也牵扯出另一件广西珍贵文物，“铜鼓之王”的身世之谜。
1955年，广西的文物专家从北流县水埇庵发现的这面巨大铜鼓，后被命名为“101号北流型云雷纹大铜鼓”，面径约165厘米，残高约64厘米，重299公斤，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最大一面铜鼓，这使它赢得了“世界铜鼓之王”的美誉。
通过查阅资料可以发现，清光绪四年《北流县志》中对这面铜鼓已有记载：“水埇庵内有铜鼓，围二丈许，高二尺”。不过，在清以前，“铜鼓王”由谁铸造、从何而来、曾为何人所有、如何来到水埇庵，史料上没有留下一星半点文字。由于“铜鼓王”被发现时已在水埇庵里存放多年，也没有其它文物可以参考，20世纪50年代以来，专家们只能因其具有环耳、纹饰为较单一的云雷纹等特征，将它划分为北流型铜鼓早期类型。
铜人吊灯在北陀出土后，铜鼓研究专家蒋廷瑜注意到，两件文物上的云雷纹特征极为相似，这为解开“铜鼓王”的诞生谜团，找到了一个可靠的依据。
蒋廷瑜做出推断，在铜鼓之乡的广西，有着“铜鼓之王”名号的一级文物101号北流型云雷纹大铜鼓，年代当属东汉时期。而铜人吊灯造型罕见，是广西首次发现的一件独特文物，它高超的设计理念和工艺水平，赋予了它丰富的研究意义，使得它也在1995年11月，被国家文物局文物鉴定专家组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，如今收藏在昭平县文物管理所。